石原舞青春的家园(62)绰号“老四”卫汉生-我的生洼地

青春的家园(62)绰号“老四”卫汉生-我的生洼地

绰号“老四”
卫汉生
麦收地头搞宣传(摄于1972 年/ 薛焱提供)
我演“老四”
“老四”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的狗腿子,我因在宣传队较形象地饰演这一角色而得了个绰号——老四。
那是1970 年夏季的一天,我和一排正在团部盖房子。薛焱、何锐找到我,说宣传队有排练任务,已经选定我了,赶紧跟他们回连队。我一听挺惊讶的,马上表示自己没有表演天分,不是当宣传队员的料儿! 但是架不住她们左说右说,生拉硬拽,直接把我的行李打卷捆包放到马车上。我就这样成了宣传队的一员。
宣传队员都由班排选调来的,大家羡慕我们,对我们高看一眼,队员们也或多或少地有一种优越感。因此,宣传队内部管理十分严格。队里明确要求队员当好革命的宣传员,事事处处走在前,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准提个人利益、不准随便请假、不准谈恋爱、不准乱开玩笑。到后来还真没有搞成对象的。
宣传队最大的特点是政治热情高,干什么都想干出个样儿来,力争在全团各连宣传队中当排头兵。在豪迈的革命目标激励下,宣传队一群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根据形势需要和兵团实际情况,不但写兵、演兵,用各种文艺演出形式反映兵团生活,而且在没有正规的芭蕾训练、没有演出服装、没有舞台道具、人员不能满足角色需要的条件下,竟然要学演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这得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勇气啊!
队里给我分配了三个角色:老四、赤卫队员领舞、男红军战士。
接到任务后,我别提有多为难啦。我爷爷精通武术,民国时期小有名气,到台湾后当过蒋经国的武术教官;我父亲是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官,身体灵活。或许遗传因素使然,石原舞我从小就爱蹦蹦跳跳,身材匀称柔韧性好。亲戚邻里常说:“这小孩儿,机灵活泛得猴儿似的。”下放在七连的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民族舞蹈家甘珠尔·扎布也说我的身体条件不错,鼓励我好好练,后来他耐心地教过我许多舞蹈基础知识,当时他已经发胖了还常给我做示范动作。在这位专家的鼓励下,我才增加了一些信心。
可我从未接触过芭蕾舞,要饰演好分配给我的每个角色,一切都得从芭蕾舞和角色塑造的ABC 开始。
不知有多少个清晨,战友们还在睡梦中,我已经在练功了。练芭蕾舞基本功“擦地”,擦得小腿肚子发热冒火,翻跟斗一串一串的,累得汗透衣衫,磕碰扭伤的事不少,摔破流血的时候也有……但这些都算不上什么,早习以为常了。我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理解角色以及怎样冲破塑造角色的心理障碍。
舞剧序幕里面有一段情节是这样的:吴清华被捆在南霸天地牢的柱子上,老四把烟卷一扔,上去恶狠狠地按她的头,然后再抽打她。
恶狠狠地按吴清华的头,这是我演老四接触女同志的第一个动作。记得我到一师去学习这个舞剧,刚开始学做这个动作,我总是不好意思,不敢抬起头来,眼睛也不敢与吴清华相遇,尤其是快到要按她头的时候,我害怕得手心冰凉,甚至能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声。可是动作不能不做,迫不得已,就赶快用手在人家头顶上一沾,马马虎虎就算把动作交代了,也不管剧情节奏的需要。
这绝对不行啊。队里要求我重来,我也决心按标准做好动作。可是越想做好,心里越紧张,一到那个地方动作就乱,旧毛病就犯,练了一遍又一遍,仍达不到要求。队友们看了都认为我的动作越做越不行,还不如前几次好。我也很灰心、很无奈、很沮丧。
回到连队,饰演吴清华的贾金联给了我很多鼓励,说你自身条件挺好的,关键是要增强信心,别气馁,你一定能演好的。她拉着我反复练习对手戏,主动与我探讨磋商。我受到启发,慢慢地静下心来分析角色:这个剧的历史背景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海南岛,吴清华是受压迫的奴隶,老四是大地主的打手,两个人代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所以老四对吴清华应该是很厉害很凶恶的。在做角色分析时,我还想起电影《白毛女》中黄世仁欺负杨白劳和喜儿的情景。
由于对角色有了一定的认识,对老四有了初步的心理体验,我逐渐摆脱了心理阴影,再表演这一情节时,动作和表情基本到位。后来,再跳老四搜捕吴清华那段戏,就入戏比较快,表演比较放得开,还适当地借鉴内蒙古歌舞团、京剧团以及甘珠尔·扎布等老艺术家们传统的表演技巧,较成功地塑造了这个角色:吴清华从南霸天家里深夜逃跑,老四奉令追捕,在椰林深处追到吴清华,与她对打,你来我往,十几个回合,亮相——老四一副凶恶狠毒的嘴脸定格在台上,给战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令我难忘的是,学演舞剧《红色娘子军》我得到过团首长的赞扬。有一次,我们为团部演出。我站在舞台上,眼睛刚往下看,一眼就看到团长和政委都坐在前排,于是我表演得格外用心用力。我担任赤卫队员“五寸钢刀舞”的领舞,出场的一个“双飞燕”腾空而起,离地足有一米多,舞姿豪放洒脱,感情充沛真挚。演出结束后,团首长上后台来看我们,并问 :“赤卫队领舞的是哪个?”大家都指向我,政委高兴地称赞我:“你跳得可真高哇!”我演老四跳得再好,只是护花之一叶,剧中每个角色都是集体血汗的结晶。贾金联的“吴清华倒踢紫金冠”,哦,好优美的舞姿!简直和中央芭蕾舞团的表演没多少区别。张元莹饰演的娘子军连连长检阅红军队伍时舞步优雅,在那个年代已经够专业的了。何锐饰“练兵舞”中的小战士,飒爽英姿,旋转投出手榴弹的动态十足。群舞“快乐的女战士”,充满了年轻、快乐、诙谐、幽默的气氛。
宣传队非常讲团结,队员们大都是多面手,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救场如救火。演奏员苗平就兼饰演南霸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化妆、做舞台效果等。在这出戏里我是“一赶三”(一剧中饰三个角色),既演老四,还演赤卫队员和红军战士。换场时间短暂,台前响着音乐,张继平、张春英等赶快帮我换服装,重新打脸化妆。有时赶不巧,打底子的油不够用了,就凑合抹点黄油,不然就难卸装了。
我们靠着勇气,从排演该剧片断“序幕”“练兵舞”和主题曲“万泉河水”,到整场演出,使这部经典舞剧从首都舞台走向塞北连队——生洼地七连、桥湾十连、没有一块平地的乌拉山采石厂、乌梁素海边的六连和九连……我们用青春和激情培育的这株兵团艺术的奇葩,给指战员们带来了精神愉悦,成为十二团联合演出的压轴剧目和最受欢迎的保留剧目。
我感激饰演老四的经历,它不仅使我从连五线谱都不识的人,成为芭蕾舞剧的表演者,更让我经严冬朔风锻炼了坚强的意志,历酷暑骄阳铸造了热忱的情怀。

礼堂门口节日对联
(摄于1970 年/ 高小江提供)
我也当了上士
1975 年, 我与当时的上士一同被连队推荐上大学, 但由于我家里有海外关系,没有通过政审。眼看着人家上大学的走了,我一时情绪低落。
有一天,连长找我谈话,叫我接替上士的工作,我有点不愿意。连长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你先干着,如果连队再有上大学或者什么别的好机会,首先考虑你,而且你家里如果有路子调离兵团,连队也不阻拦,马上放你走。”其实,就是连长不这样说,我也得接这工作。毕竟兵团连队的管理是半军事化的,连长的命令岂敢不执行?再说句心里话,连长让我当上士也是瞧得起我,要知道当时多少人都盼着干这美差还轮不上呢!
开始当上士,我思想上有些负担,怕干不好,怕采办不来急需物品影响连队伙食,尤其怕采购动钱。连队领导鼓励我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很快地,我熟悉了业务,除了外购、拉粮、拉油、买菜,还学会了杀猪、宰牛、宰羊等,和炊事班、菜班的战友们协同努力,保证了连队干部战士吃上饱饭、喝上热汤,并不断提高伙食质量。
在工作实践中, 我逐渐体会到,干这行最重要的在于和人打交道兰雨霖,嘴巴得会说,办事要行得正。可能是我这个人有点小福气吧,在水利班修水渠时,遇到过一位长途汽车司机,他经常开车去前旗、包头等地,浇地灌溉时见他从连队附近过,我就朝他招招手,一来二去地成了朋友。我当上士后,常托他从包头等地给连队捎带紧缺的物品,像肉制品、调味品、细菜等。他有时拉着好几十名乘客,还绕道把捎带的东西送到连里,真给咱连帮了不少忙。
为了改善连队生活,我还主动联系了两个在呼和浩特的亲戚,一个是在外贸部门工作的表姐,一个是在铁路上管事的姥爷,利用他们的工作关系解决连队的某些急需。经过多方联络感情,就积累了人气,物资购置有人帮,交通运输有车拉,包括汽车、火车,更多的是连队的马车、拖拉机。我觉得工作干得很顺手,还常常利用这些渠道帮连队采买其他物品。记得连队要通电却缺少变压器,我回北京找家人从沈阳调拨过来一台,这物件当时属于国家控制购买的一类物资;连队拖拉机需要更换的一个零件很难搞到,我找到表姐请她通过外贸口帮助解决了。
当上士,我最得意、最难忘的事发生在冬天。这一年春节前,连队组织集体探亲,一批走100 多人。为了兵团战士探亲,内蒙古铁路管理部门特地加开了专列,但都是夜里发车。百十多号人夜里往前旗走,拎包提袋的,又冷又难。前旗车站非常小,早去了也没地方待,滴水成冰的三九天,白天气温经常在-27,更甭说夜里有多冷了,总不能让战友们露天地里打站哪。
连队领导找我商量,叫我当天一早先去前旗,最好找到能安顿这么多人休息的地方,再买点食品发给每个人。探亲队伍吃过早饭再出发奔前旗。
接到任务,我心里十分焦急。前旗小、旅馆少、连队多、探亲人员集中,要找能容纳百余人的地方,且经费有限,这事够为难的,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心里没底。一夜辗转反侧,第二天未等天大亮,我带着一个战士坐汽车赶往前旗。我们先到兵团转运站,服务员一听我的来意,立马把头摇得拨浪鼓一般:“别说十几间房,现在连一个铺位都没啦!”我们又挨着个去找前旗的旅馆,转了好几个地方。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大院,里面有五六排房,每间房有4 个床。我向主人预定了8 间房。兴许有人会问:8 间房32 个床,100 多人怎么够用,为什么不多预定几间房呢?那时,连队经济条件有限,没有那么多钱。我赶紧交了预订费,开了发票,又买了两麻袋“焙子”(北京叫“火烧”),扛到旅馆,找来服务员,叫他们赶紧给这8 间房生上火。这时,我看看日头,估计连队送探亲知青的马车、拖拉机差不多该到了,我赶紧抽身到大道上迎探亲队伍去了。
与探亲队伍一见面,我把带队的几个人集中起来,简明扼要地讲了8 间房的房号,以及“焙子”放在哪了,每人分两个,特意叮嘱他们8 间房进百十号人,一定集体往里冲,不要管服务员说什么骂什么,就是不离开,千万别被人家轰出来,没房子待可就冻惨啦。
大家心领神会,分头跟探亲战友做了交代。只听带队的一个轻声呼唤,大队人马拿着大包小包,一齐蜂拥着冲进旅馆。服务员拦也拦不住,一个劲儿地嚷嚷:“你们只交了8 间房的钱,怎么进来这么多?”探亲的人虽然多,但没人应答服务员的话,只让他们落了个过嘴瘾。忽然他们明白了,跟这么多人说什么都没用,于是拿出预订房间的发票底联,提名喊姓地要找我这个负责人。我早已溜之大吉了。这时,我心里吊着的那只七上八下的“水桶”才算落了地。
事后我了解到,百十多个战友都挺高兴的,没有挨冻受饿,能轮流坐坐歇歇,夜里准点上了火车,同车探亲的其他连队的人钦佩地说:“你们连想得周到,真不容易呀!”而旅馆服务员吃了个小小的哑巴亏,他们虽然埋怨兵团没说清情况, 但是连队按规定交了房款, 并没有多占房, 也没什么可追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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